同安留存着丰富的海丝历史遗产。记者 陈嘉新 摄

　　“绩光铜柱”坊为表彰施琅平定台湾而建，现位于同安区大同街道。

　　位于同安孔庙内的林希元祠，为官府表彰林希元而建。

　　《海国闻见录》中的《四海总图》。

　　南宋定都江南，全国政治中心南迁。依托临海区位与航运优势，南宋朝廷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，泉州顺势崛起，一跃成为“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。古同安作为泉州府下辖的重要临海县置，在我国古代海丝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至今仍留存着丰富的海丝历史遗产。本报开设《千年银城・海丝古邑》专栏，梳理古同安海丝历史遗迹，还原同安先民开山拓海、联通世界的探索之路。（注：古同安包含今天的厦门市六区大部分、金门县以及漳州市长泰区、龙海区部分地域）

　　海上丝绸之路，路通则业兴，道畅则民富。数百年来，为闽南沿海百姓生计，同安这片土地上走出多位心系海疆、眼界开阔的先贤。面对明清两朝几度施行的海禁政策，他们或直言上书呼吁通商，或平定海疆推动贸易，或躬身著书梳理海况，以不同方式冲破时代桎梏，守护沿海百姓生计，促进中外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。今天我们选择其中三位同安籍或功在同安的先贤，讲述他们在海丝发展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　　挺身直言开放海禁 为民呼吁海外通商

　　明代时，因倭寇在我国沿海大肆侵扰，朝廷出于海疆安全考虑，厉行海禁，封堵海上往来，严禁民间与外商通商。但福建田少人多，一向“以海为田”的沿海居民，因海禁政策民生困顿、商贸断绝。

　　同安人、明代理学名宦林希元晚年归隐故里时直面时弊，公开反对极端海禁政策。他在《与翁见愚别驾书》直言，海外诸国如果侵略中国，杀害人民，掠夺财富，就像北方的匈奴、南方的安南部族，以及现在福建沿海的山贼和海寇，那就应当出兵征讨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但如果他们只是拿货物来和我国百姓做买卖，比如甘肃、西宁的马匹贸易，广东的药材、漆、胡椒等香料交易，就不应当禁止。

　　他接着指出，葡萄牙人带来他们本地的胡椒、苏木、象牙、沉香、檀香、乳香等，与中国边民交易，价格低廉。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从我国百姓那里购买的米、面、猪、鸡等东西，出价较高。因此，边民都非常乐意和他们做交易。

　　在朝廷高压禁海的环境下，林希元能够站在闽南沿海居民利益的角度，挺身直言，大胆主张开放海禁，呼吁开展海上贸易，在今天看来，是比较先进的海洋意识，这种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　　历史上，林希元还间接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，缘于一张古老的中国地图。400多年前，一张名为《古今形胜之图》的中国地图（重刻版），从中国出发，随海上丝绸之路，经过菲律宾到达西班牙马德里，这张地图被学界认为是有据可考的最早一张传入欧洲的中国全图，成为西班牙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。而这张中国地图（重刻版）的重刻者，学界一致认为是林希元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在金沙书院教书时重刻，“便于学者览史，易知天下形胜，古今要害之地”，因缘巧合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。

　　平海疆设海关 推动厦门贸易兴旺

　　众所周知，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是清代统一台湾的功臣，同时，他也是推动清政府解除海禁，推动厦门从一个军事要塞，转变为东南沿海贸易中心的重要人物。

　　施琅祖籍晋江，但功在同安。他长期在同安任职、驻防闽海，与同安渊源深厚，是清代早期稳定东南海疆的关键人物。施琅早年曾任同安副将、同安总兵，其在同安驻防时居住的施氏大厝，以及捐资扩建的大元殿，至今仍留存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施琅率军统一台湾，结束闽台长期战乱，后呈上《恭陈中国台湾弃留疏》，极力主张坚守台湾，为东南海疆筑牢屏障。

　　闽南沿海各府县，土地大多是盐碱地，土壤贫瘠，向海开拓是闽南的求生之道。但在清廷统一台湾之前，朝廷为了封锁郑氏政权，长期实行海禁，沿海居民不得出海贸易、捕鱼。多年海禁与战乱，导致民生凋敝。

　　清《厦门志》记载，施琅深谙沿海民众生计依托番舶贸易，在清军平定台湾后，向朝廷上书，工部侍郎金世鉴也一同上奏，请求参照山东的先例（康熙十九年山东已经开放海禁），准许福建开放海上贸易、捕鱼作业，在厦门设立海关。

　　清政府统一台湾后，鉴于海上寇乱已经肃清平定，决定开放海禁。《厦门志》记载：“厦门海关始于康熙二十二年，台湾既入版图，靖海侯施琅请设海关，于二十三年设立，派户部司官一员，榷征闽海税务。”统一台湾、推动海上贸易，施琅安海、开海之举，惠及闽地数代沿海百姓。

　　两代航海阅历积淀 成为海丝“活地图”

　　清代同安名士陈伦炯，出身水师世家，依托家族两代航海阅历与自身宦海经历，编撰《海国闻见录》，这部著作成为18世纪海丝贸易与海防的权威指南，被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。

　　陈伦炯的父亲陈昴曾跟随施琅统一台湾，官至广东副都统。他见多识广，又深谋远虑，主张对列强提防，倡导为生民请开海禁。陈昴将毕生所学、所见所闻，皆传于陈伦炯，其防备外夷和保民恤商的思想，也触动了陈伦炯撰写《海国闻见录》的心思。

　　陈伦炯从小耳濡目染，听父亲讲述海上之事，对岛屿形势、风潮险易都非常熟悉。他做过澎湖副将、台湾水师副将、台湾镇总兵、浙江提督等，任职之地，大多为滨海地区，游踪曾“东极日本，西极波斯。中国沿海，则周历不下十次”，可以说，他一生都在与海洋打交道。

　　陈伦炯将自己与父亲两代人的丰富海上阅历写成《海国闻见录》。该书作于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，分两卷，上卷记八篇，包括天下沿海形势录、东洋记、东南洋记、南洋记、小西洋记、大西洋记、昆仑、南澳气；下卷图六幅，包括四海总图、沿海全图、台湾图、台湾后山图、澎湖图、琼州图。这六幅海图，在当时测绘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绘制而出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　　《厦门海疆文献辑注》一书介绍，《海国闻见录》是清代第一部综合性海洋地理名著，在海洋地理、气候、沿海民俗以及航海、海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价值，因此，自成书以来，一再被人们或抄写或刊刻出版。